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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上述因素，再期望发达国家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二期承诺，目前已经不现实。即使各国谈判代表签署协议，也很难得到国内的批准。同样，根据目前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情况，即使在公约框架下，也难以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条约。在目前全球经济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不可能做出发达国家所要求的约束性减排安排，会继续坚持在“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自主减排责任。

　　因此德班会议又将像哥本哈根会议一样达成一个“同意继续谈判”的政治协议。

　　中国目前的机遇

　　作为人均和历史排放的最大国家，美国国内的政治僵局和经济危机，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消极态度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甚至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存在的争论还在继续。因此美国难以在国际谈判中对中国形成实质性威胁。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底前不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行动。由于共和党人在国会的优势及奥巴马政府在新能源补贴政策上的丑闻（Solyndra Scandal）即使其当选第二任总统，也难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大的作为。另外，美国在页岩气开发领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加拿大储量巨大的油砂资源等都降低了美国发展新能源的积极性，从而使其减排的动力减小。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2018年之前美国都难以有实质性减排行动。在美国国内无法形成减排共识的情况下，其国际承诺也难以有说服力。美国的消极减排态度降低了中国来自外部的减排压力。欧、日经济恢复尚待时日，无法推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条约的谈判，也难以在短期内对中国发难。在2015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发布前，估计气候变化问题会处于暂时降温阶段。就连将气候变化列为国家外交三大支柱之一的英国，也认识到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艰巨任务。最近英国气候大臣理查德·布莱克接受BBC采访时提出将具有法律约束性的气候变化条约谈判的最后期限延至2015年比较现实。

　　中国应该有效利用目前的战略喘息期，加快国内节能降耗，减排的政策、法律和机制的建设。踏踏实实地做好减排工作，从降低单位GDP排放入手，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实现能源安全与生态（气候）安全的协同目标，缩短中国能源消费和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只有练好内功，才能做到从容应对。且不可因外部压力的一时减轻，就放松减排的努力。一旦西方经济恢复元气，再次形成气候共识的时候，中国就会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届时会更加被动。

　　中国的压力

　　尽管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因为其内部因素制约而减小，但是这些国家仍然会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作为挡箭牌，应对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家的压力。因此，中国除了增强本国的减排透明度外，还要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家在减排资金、技术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援助。尤其是在技术转让问题上，中国应该发挥自己在减排中的经验，利用绿色基金和其他双边机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小建设示范性减排技术应用项目，帮助这些国家推广这些减排项目的应用，树立南南气候合作的示范样板，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又减轻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