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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背景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建设保障性住房既不可能增加收入（甚至会降低房地产市场的热度，从而使得土地竞拍价降低），又不可能减少支出（反而会增加很多的支出）。两面不讨好的事情，地方政府积极性自然不高。然而，动机逻辑是对地方政府的误读。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一方，不应该有所谓的利益动机，更不该有讨价还价之处。落实到保障房问题上，地方政府的动机不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渎职。

　　事权过多，财权过小固然是问题之一，但整个政府体系对于财政收支的监管不力或者说缺少一种长效的监管机制则是问题的真正症结。

　　在很多地方政府的个别部门，预算外财政是完全自由支配的，典型的预算软约束。获取财政收入时，指标层层下放，“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但到了该花钱的时候，就变成了“先花国家的，再花集体的，坚决不花自己的”.地方政府将很多公务活动游离于财政监管的视线之外，并拥有几乎完全的自由支配预算外收入的权力。

　　这意味着，所谓的财权少，并不一定对应着事权过多，反而更可能对应着“事儿”过多，迎来送往、政绩工程、吃喝招待、车来车去等等，所以，钱总是不够花的。表面看是财权少，实际上则是对财政收支监控的权力太少。因此，地方政府的行为如何受到监管才是保障性住房以及一系列其他公共福利政策得以有效施行的关键点。

　　另一个方面，需要清醒认识，针对一个经济发展程度如此多层次化、地理环境如此多样化的国家来说，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相当有限。事实上，从香港地区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均为权宜之计。

　　真正解决住房问题，还是要靠市场的作用，首先需要的是消除房产市场的垄断供给行为以及泡沫成分。保障房的建设务必先从地方财政的监管入手，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事权与财权如何平衡以及如何实现动态平衡。